历年浙江十大考古发现「浙江考古重大发现」

2019-01-07 07:10 | 浙江24小时

考古圈的新年第一会——开会，也是聚会，以“2018年度浙江重要考古发现评选”开始。

1月6日，从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浙江省考古界的“奥斯卡”经过一天的现场PK，16个入围考古项目的自家领队每人20分钟现场答辩。

下午5点，经过浙江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会，以及几位所长的讨论，最终选出十项重要发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宣布了结果，2018年度浙江考古发现TOP10出炉。

请看十大名单——

德清中初鸣良渚文化制玉作坊群遗址考古发掘

江山山崖尾遗址考古发掘

湖州毘山遗址考古发掘

衢州庙山尖土墩墓考古发掘

永嘉瓯北丁山汉六朝墓群发掘

宁波奉化鄞县故城考古调查

临安区吴越国光孝明因寺（宋净土禅寺）遗址考古发掘

宋六陵一号陵园遗址考古发掘

玉环玉城前塘垟宋代盐业遗址发掘

宁波余姚巍星路窖藏考古发掘

浙江省的考古发现评选，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今年是第四个年头，跟“全国十大考古”等评选不同，一直没有“几大”的前缀，不设具体的几项，而是根据一年的基本情况来评选。

今年提名16项，分别来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四家单位选送的2018年重要考古发现。其中几项考古发现，钱报记者已在去年做了详细的报道——

杭州2018年度考古发现榜单揭晓，最佳女主角竟然是她！

绍兴宋六陵“高宗陵”发掘了7个月，都发现了些什么

评选现场

每年一次全省考古男神女神的大集会，钱报记者都在现场，总是很期待。

为何？你以为这是专业学术枯燥的工作汇报？错。

“我不是做史前考古的，我也不提学术性的问题，但我有个小建议，你的PPT汇报，还要好好下一点水墨功夫。”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结华，堪称本场“毒舌”。

“你的PPT里有一个错别字。”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曹锦炎，现场纠了好几个错误。

“小周，语速慢也就算了，但一点激情也没有，我想给你拍一张光辉形象，但你人都没有挺过，这关系到形象问题。人讲话的时候人要挺起来，你都没有我们小姑娘挺。”本场兼摄影师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方向明对考古人的形象问题，提出了严格要求。

“考古就是一场寂寞、孤独的事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自然是本场的流量担当。

“虚的话不说了，接下来，就是一个一个找到它，最后说清楚它。” 宋六陵一号陵园遗址考古发掘汇报人、领队李晖达非常实在。

“我要为小周说两句话。”今天现场的老好人奖，颁给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海明。

当然，以上开个小玩笑。其实，20分钟的汇报，很难完全展示一年的工作以及考古发掘的全部亮点，但是，有限的时间，我们能看到更多平时不太有机会看到的专属于考古人的性格和灵光闪现，尤其是他们对考古这项工作的审慎、“计较”、“强迫症”、有话直说等等。

下面，请看考古人放大招。

刘斌所长宣布评选开始

（一）

大部分考古项目的PPT题目，就是“什么什么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孙国平最花心思，他领队的富阳瓦窑里遗址考古发掘，取名《富春江畔拓荒者》，还自己做了一个LOGO。

【划重点】：遗址发现了5000多年前的崧泽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早中期墓葬、村落砂石路，及历史时期墓葬、砖窑等遗迹30多处，出土陶器、石器、玉器、印纹硬陶器等400多件。最重要的是，发现了20多座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中期的墓葬，比较清楚地反映富春江流域当时的社会组织和生产、生活状况。其次，还发现了两处石器制作加工遗迹。其中多数石器明显具有适应“史前山地农业”的形态。瓦窑里出土的马家浜文化晚期典型遗物，足证富阳历史文化的源头至少可推进到距今6000年前。

孙国平的汇报很详细，以至于“不幸”超时。

“时间到！没有给我们留下提问时间，那有问题我们私下交流。”主持人王海明笑着准备请孙国平“下场”。

“请介绍一下墓葬的方向！”忽然，会场最后加座的位置（今天浙江省文博界的专家大部分都来了，全场坐满，只好加了两排座）传来一个不拿话筒就中气十足的声音，75岁的考古学家王明达果断提问，不留情面。

孙国平准备充分，也淡定回答：东北西南向，少量的南北向。

今天的汇报人，有好几位90后女考古人亮相了，用王海明的话，“非常老练”。

德清中初鸣遗址良渚文化制玉作坊群遗址考古发掘——出现“良渚”二字的考古发现，必然引人关注。

这个项目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的子项目。

中初鸣遗址的位置，在湖州市德清县雷甸镇杨墩村，什么概念？这个区域距离我们熟悉的良渚遗址群不远，只有18公里，毗邻今天的苕溪和京杭大运河，面向太湖平原，扼守着干流。

此地制作玉器，民国《德清县新志》卷二就有记载：“中初鸣、下初鸣、桑育、高桥，地中时掘有杂角古玉及圈环步坠等物……”

2000年，当地砖瓦厂取土时发现玉料，但当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2017年，当地政府为建设通航智造小镇进行拆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博物馆进行了初步调查，采集到少量玉器、石器和陶片，初步判定这是一处玉器加工作坊。鉴于遗址的重要性，中初鸣遗址的工作已被纳入国家文物局十三五重大专项课题“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从松泽到良渚”。

2018年，考古队员在遗址西北部进行了发掘，揭露良渚文化土台1处，清理墓葬3座、灰坑11个、灰沟2条、井2个，最重要的发现，当然是良渚玉器，而且还有点古怪。

目前，遗址已发现了100多件玉器，包括成品、半成品和残件，而且发现了大量玉料，有1600多件，保存得并不好，而且比较低端，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见到线切割、片切割痕迹，而且部分已经切割成玉锥形器半成品，器形主要有锥形器、管、坠等，还出土了燧石、磨石等加工工具。

中初鸣遗址出土玉料

这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玉器加工作坊。

中初鸣遗址与其西南1公里的杨墩遗址，均为良渚文化晚期的制玉作坊。而且，考古队员在两个遗址中间的田板埭遗址也采集到玉料，所以，这个区域存在由数个加工作坊组成的制玉作坊群。

而德清中初鸣制玉作坊群面积大，年代明确，虽然产品种类单一，以玉锥形器、管等小件玉器为主，档次比较低，但生产规模大，是迄今为止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良渚时期规模最大的制玉作坊群遗址。

德清雷甸区域良渚文化晚期制玉的真相，是考古队员想要弄清楚的，他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比较奇怪，但又重要的问题是，良渚晚期，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形成制作低端玉器的集散地？

目前，发掘和研究还在继续。中初鸣遗址出土的玉器半成品、成品均为玉锥形器、玉管、玉坠等，接下来，考古队员会通过成分分析等方式，与良渚遗址群、临安遗址群、海宁、嘉兴等地区的良渚文化晚期遗址内出土的同类器形进行比较，看看良渚文化时期的玉料来源、玉器流通、经济模式，到底如何。

中初鸣遗址和良渚古城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也是接下来要研究的问题。

现场领队、90后姑娘朱叶菲说，近十年来的考古工作，已经初步确认了余杭盆地均为良渚古城的“王畿”腹地，腹地东界应为临平遗址群，南界当是以富阳瓦窑里所在的钱塘江沿岸。中初鸣遗址所在的区域位于良渚古城东北部，周边已发现杨墩、田板埭、下高桥3处遗址。

随着长江下游国家大课题的开展，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区域系统调查已经全面展开，今年的调查重点将以雷甸为中心，覆盖200多平方公里。

而项目领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方向明又给大家补充划了两句重点：

“为什么这个项目纳入到了‘考古中国’项目，大家知道玉在良渚文化时期作为反映信仰、等级的特殊的资源和产品，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它的原料，产品的流向，如果能把这个过程完整揭示，对于‘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从松泽到良渚”极为重要。”

“第二个，其实我们工作的区域，难度相当大，调查和发掘中遇到极大困难，‘考古前置’似乎能解决一起问题，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

中初鸣遗址M1出土玉镯

（三）

江山山崖尾遗址考古发掘，即将申报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划重点】：山崖尾遗址地处浙、闽、赣三省交界处，现属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峡口镇合新村。遗址座落在一山前岗地上，海拔约179米，东邻江山港。2018年上半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600平方米，揭露了一处好川文化聚落，清理墓葬59座，灰坑45座，另有少量商代遗存。

山崖尾遗址的发掘丰富了好川文化的内涵，生活区植物遗存的分析，将填补好川文化农业经济的空白。大量测年样品的获取，将明确好川文化的绝对年代位置。

作为种子选手，汇报人仲召兵也受到了同事和专家的“严刑拷打”。比如“毒舌”王结华提出PPT做得不够充分。所长刘斌也提问，还是比较委婉的：“年代的测定，是用什么材料测定的，用的是哪些标本？我建议你下次汇报时，测年和墓葬具体的器物要对应，不能太笼统。”

王海明只好打圆场：“我再补充下，这个遗址的发掘，是去年好川墓地20周年申请的主动性项目，就发掘本身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是汇报的不够到位，器物没有分早晚。我觉得结华的批评是很中肯的。”

江山山崖尾出土陶器

（四）

我觉得，全场交锋最厉害的一个项目，来自宁波奉化鄞县故城调查、勘探与试掘。

【划重点】：鄞县故城位于宁波市奉化区西坞街道白杜行政村山厂自然村城山东南，为秦汉至隋初古鄞县治。2015 年12 月至2018 年2 月，根据国家文物局立项的“宁波地区古代城址考古工作计划”，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奉化区文物保护管理所等对其实施了调查、勘探、试掘和基础地理信息采集、解析，不仅正式确认了其具体位置和兴废年代，也基本探明了其分布范围和大体布局：城址周长约760米，面积约3.8万平方米，由夯土城墙及水系围合而成，城内外遗迹主要发现有居住区、作坊区、墓葬区等。城墙修筑年代晚于古鄞县的设立，初步推断不早于东汉晚期至东吴时期。

鄞县故城历史沿革清晰，功能布局明确，保存状况较好，其发现丰富了我们对东南地区汉六朝时期县级城邑的认识，对研究宁波地区古代城市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城山一带数字高程模型图

石砌水池与烧灰面（局部）

“唐代以前宁波的历史沿革是非常复杂的，PPT汇报得把历史背景介绍清楚，否则人家根本听不懂。”郑嘉励对PPT提了一点意见。

“肯定是个古城，鄞县是春秋时候已经存在的一个县。那么汉以前的鄞县，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曹锦炎提问。

王结华说到文献记载：“从各方面的证据，地方志的记载肯定是误记了。”

此时，曹锦炎和郑嘉励都忍不住站了起来。

曹锦炎马上反驳：“要用考古证据来说话，不要轻易说这个文献记错了，那个文献记错了。”

我认为，全场最佳金句，来自郑嘉励。

衢州庙山尖土墩墓考古发掘的汇报人也是一位90后姑娘余金玲。

【划重点】：庙山尖土墩墓位于浙江省衢州市云溪乡棠陵邵村，该墓为熟土堆筑的浅坑木室墓。浅坑由鹅卵石铺砌，墓室为两面坡的人字形木结构，分为前后两室，外铺木炭。该墓尽管多次被盗，仍出土了大量随葬品，主要为青铜器、玉器，少量陶瓷器。根据随葬品造型纹饰特征和规格，推断该墓为西周早期越地贵族墓，墓主人为越国早期上层贵族。

庙山尖土墩墓墓葬规模巨大，是迄今浙江省已发现的西周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土墩墓；人字形的木结构墓室为绍兴印山越王陵的人字形墓室结构找到了渊源，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大量随葬的青铜构件体现出显著的本土特色，为当地商周时期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宝贵资料。

经对庙山尖土墩墓周边土墩墓群的调查，判断该区域为西周早期高等级墓葬群的分布区。

庙山尖土墩墓的地理位置处于浙闽赣三省交界，它的发现对早期越国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跨省联合开展夏商周时期考古课题提供了契机。

随葬品

衢州庙山尖土墩墓考古发掘人字形墓室

一开始，气氛还是比较活跃的，王结华对于盗洞的问题，聊了一会儿天：“你刚才讲的土墩墓有很多盗洞，惨不忍睹，应该是不同时期形成的，历史上有没有？有没有晚期遗物来证明？”

“在盗洞里还发现了子弹壳之类的东西。”

“我们2010年发掘史嵩之墓，发现了娃哈哈的矿泉水瓶，中华牌硬壳香烟的烟盒。”

此时，郑嘉励说出了一句我认为的本场最佳。

我们经常会在一些总结中听到这样的“流行词汇”——“填补了什么什么的空白”、“具有什么什么的意义”，每个行业都存在。

“你的报告非常好，但在讲意义的地方讲的不够具体。越是讲发掘对象的意义，应该越具体，我一直在提一个意见，我们的意义讲到哪里，不能说‘对什么什么有重要意义’，这样的东西不要讲，意义是靠我们人去赋予的，意义讲得越具体，表明我们对它思考地越深入。如果讲那些套话的话，容易把我们的问题掩盖住了，我们对它没有思考到位，但让人感觉意义我们已经赋予它了，这是个很大的问题。”郑嘉励说。

【十大发现，一句话干货】

●德清中初鸣良渚文化制玉作坊群遗址考古发掘

是迄今为止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良渚时期规模最大的制玉作坊群遗址

●江山山崖尾遗址考古发掘

山崖尾遗址的发掘丰富了好川文化的内涵，生活区植物遗存的分析，将填补好川文化农业经济的空白。

●湖州毘山遗址考古发掘

2017-2018年毘山南部农田的发掘，发现了商周时期的3组大体量建筑遗迹，皆由多组沟槽和若干柱洞组成，建造考究，沟槽底部多铺垫方木。另外还出土了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和“后马桥文化”的丰富遗物。这些新发现再次确认了毘山遗址在环太湖流域文化区的重要性

●衢州庙山尖土墩墓考古发掘

是迄今浙江省已发现的西周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土墩墓；人字形的木结构墓室为绍兴印山越王陵的人字形墓室结构找到了渊源

●永嘉瓯北丁山汉六朝墓群发掘

本次发掘是浙南地区近年来发现汉六朝墓群数量最多的一次，随葬品以青瓷器为主，另有金、银、铜、铁、玻璃等质地文物。数量多、品种丰富且不乏精品。其中，咸康二年（336）的M37出土的玻璃碗为波斯萨珊王朝产品，仅见于同时期高等级贵族大墓。

●宁波奉化鄞县故城考古调查

不仅正式确认了其具体位置和兴废年代，也基本探明了其分布范围和大体布局：城址周长约760米，面积约3.8万平方米，由夯土城墙及水系围合而成，城内外遗迹主要发现有居住区、作坊区、墓葬区等。

●临安区吴越国光孝明因寺（宋净土禅寺）遗址考古发掘

光孝明因寺遗址是经考古发掘证实的极为重要的吴越国寺庙遗址，净土禅寺遗址是反映宋代净土宗与禅宗变迁与融合的重要实物例证

●宋六陵一号陵园遗址考古发掘

基本确定了一号陵园的园墙范围和中轴线建筑布局，并探明了该皇陵墓穴的具体位置与规模。

●玉环玉城前塘垟宋代盐业遗址发掘

发现方形盐灶、盐卤坑、石砌水池、坯料坑等迹象多处。出土陶支座、灶篦类烧土块、烧土支臂等制盐器具逾万件

●宁波余姚巍星路窖藏考古发掘

发现南宋末年窖藏坑1处，出土各类精美文物31件（组），包括青铜贯耳壶、熏炉、香炉，龙泉青瓷凤尾尊、双鱼洗，高丽青瓷净瓶，黑釉盏，漆盒，铁碾，铜钱等，其中铜钱多达14440枚，高丽青瓷净瓶更为国内外所罕见。

（原标题《2018年度浙江重要考古十大发现出炉》。编辑 戚祥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