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建城历史「南昌士人」

南昌是江西省的省会。自汉代建城以来，随着中国古代政治格局的变动和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昌从边地小城逐渐发展为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谈及历史地位，南昌似乎不容小觑：东晋苏峻、祖约之乱后，温峤曾主张迁都豫章，南朝时江州州治迁入此地，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的都城更是乔迁至此……然而，南昌历史上的政治地位并不稳固，东晋温峤的主张，最终因王导阻拦而夭折，南朝时的江州州治，则在豫章与寻阳间的反复变更，而昙花一现的南唐，虽然建都南昌，但并未给此地带来实质性的发展。南唐在南昌建都的影响根本无法与历史上的洛阳、开封、南京等古都相提并论。这不禁让人感慨，如今的南昌人杰地灵，但为何历史上与帝王气只有半面之缘？为何南昌占尽地利，却无法迎来天时人和？回溯南唐建都南昌的始末，或许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答案。

白杨秋月苦 早落豫章山

南昌城虽然肇基于西汉初年，但是考古调查发现，今南昌城区存在多处类似樟树吴城遗址（江西境内规模较大的商代中晚期都邑遗址）的商周遗迹，这些遗迹表明商周时期的南昌，并非是无人居住的蛮荒之地，在今南昌市青山湖至青云谱之间的弧形地带，就曾有一片密集的居民区。

商周时期南昌古代居民集中分布图（作者制，底图来自Google地图）

春秋时期的江西，乃“楚尾吴头”之地，综合《史记》、《通典》、《文献通考》及考古实证等文献资料来看，西周时期，今江西地区大部分地区都属于越国。直到春秋中期以后，楚国才逐渐将势力扩展到鄱阳湖流域，南昌直到此时，才成了楚国的东境。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南昌新建大塘赤岸山战国遗址中发现了铁斧范，由此证明南昌地区在战国时期，生产力已发生了质的飞跃，步入了铁器时代。

秦统一六国后，虽未在江西置郡，但从公元前219年开始，秦对百越地区（今南岭以南的广东、广西等大部分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使得南昌一带一度成为秦朝的兵力调动、集结的重要区域之一。

西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刘邦初平垓下之役后，便开始设立豫章郡，其郡治即在南昌县，到了汉景帝三年（前155年），吴楚七国被平定后，南昌成为当时豫章郡十八县之首。

豫章郡治的南昌城究竟由谁而筑，如今众说纷纭。流传最广的是灌婴城说，相传灌婴一直奉汉高祖命驻军南昌，所筑“灌婴城”，在《史记·灌婴传》和雷次宗的《豫章记》均有记载。

但是《史记·高祖功臣侯列表·堂邑侯陈婴》和《汉书·高惠高后孝文侯列表·堂邑安侯陈婴》中，却都记载“定豫章”者为陈婴。宋代赵与时在《宾退录·章贡志》对这一说法做了考证，“陈婴筑城说”又一时风靡。

此外，（雍正）《江西通志》则引述《南昌耆旧记》，称灌婴命属下章文负责汉代南昌城的修筑。而近年来，又有学者依据《罗珠肇基豫章罗氏考略》等文献，提出了“罗珠筑城说”，南昌城的修建又备一说。各种说法都有道理，莫衷一是，却正好反映了南昌城的始建，集合了当时的各方力量。灌婴和陈婴因为军务可能无暇城池的营造，实际的营造应该是由章文、罗珠等主持完成的。

“南昌”地名的由来，普遍认为是筑城时，建造者取“昌大南疆”、“南方昌盛”之意，将新城定名“南昌”，作为豫章郡郡治所在。然而随着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指出南昌之名可能与海昏侯刘贺相关。根据近年来对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考古学家在出土的灯具、漆器上，发现了迄今最早的“南昌”字样，由此判断海昏侯刘贺很可能将之前在山东昌邑的封地称为“北昌邑”，将废帝后所居的新封地称为“南昌邑”。但《水经注》则记载“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始命灌婴定豫章置南昌县。”民国二十四年的《南昌县志》亦记载，在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豫章为汉郡，领县十八，首南昌，隶扬州部”。虽然两则文献中“南昌”二字的出现，早于海昏侯刘贺生活的年代，但是这两部文献成书年代，实则都晚于海昏侯墓的出土文物年代。“南昌”地名的由来至今仍然存疑。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南昌”这一地名西汉时期便已出现。

汉代南昌城的规模比较小，共有六门：分别是南面的南门、松阳门，西面的皋门、昌门，东北两面各有东门和北门。整个城池周围仅10里，81步，城区面积仅约4平方公里，甚至连接六门的城墙都是用夯土所筑的。

汉代南昌城大致位置示意图（作者制，底图来自Google地图）

汉代南昌城的方位，目前较为普遍的说法是位于今南昌城东南湖坊镇黄城寺一带。彭适凡、卢星等老一辈学者都持这种观点。

但是近年来，《南昌古城址考证》（应宗强）、《明清南昌城复原研究》（卢方琦）等文都考证认为汉代南昌城位于今南昌城老城区内，大致东到东湖、西到抚河、北到叠山路和墩子塘一带、南缘孺子亭公园。这些学者认为：一方面汉代南昌城城门数量和命名格局等与近代一致，二者存在明显的继承关系；另一方面，从南昌周边汉墓所在的山水形势判断，汉代城址与墓葬在这一观点中对应关系更为合理。联系《水经注》和《豫章记》之记载，笔者也认为古代南昌城应是汉代以来一体化的继承发展，并非后来魏晋时期另择新址所建。

而经两汉、东吴五百余年的发展，东晋时豫章城已有相当的规模。东晋太元(371-372年)年间,豫章太守范宁进一步扩大豫章城规模,又辟东北、西北二门以对皋门、松阳门形成了八门相望的城市格局。当时的南昌人口不断增加，以南昌为中心的鄱阳湖平原成为了当时南方重要的粮食产地。《隋书･经籍志》就曾记载，萧梁（南朝梁）时位于南昌的豫章仓是全国较大的粮食仓储之一。

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灭陈后，在原陈朝统治的江州辖区内罢豫章郡而置洪州（607年又复为豫章郡），由此南昌也有了“洪州”和“洪城”之名。在这之后的唐朝，这座城市在武德五年（622年）、乾元元年（758年）两度由豫章改称为洪州。

洪都称大府 上幕得名贤

从唐代开始，南昌的社会经济发展逐步进入快车道。

首先是城市规模的扩大。唐贞观十年(637年)，南昌城开始了唐代的第一次扩建，这次扩建中城墙材料由土石改为青天砖。而之后历代的南昌城就是在唐朝城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洪州都督李景嘉继续增筑洪州城，全城四周辟有八门，城门题额均由当时书法家徐浩所书写。元和四年(公元809年)，韦丹任洪都观察使后，认为城内民舍都是毛竹结构，易失火，于是便改建瓦房，同时开辟南市和北市等三条街市，并进行了新一轮的扩建。据明万历本《新修南昌府志》记载，韦丹还修复南昌城东北隅，当时的南昌城开辟的城门多达16个，方圆达20余里，比汉初时的南昌城扩大了4倍。对于老南昌人来说，韦丹的名字并不陌生，今天南昌市老城区英雄大桥以东的赣江堤坝——富大有堤，即始建于韦丹增修南昌城时。百姓出于感恩和纪念，曾将这一段河堤称为“韦公堤，直到解放后才改为现名。

其次是南昌的工商业在这一时期逐步繁荣起来。唐代的洪州城是江西，乃至长江中游地区的商业中心，具有发展商品经济较为优越的条件。这里不仅农业发达，农产品丰富，商业、制造业也发展水平极高。如青瓷器、漆器、铜器制造、纺织、造船、金银器生产方面，都水平很高。另一方面，洪州地处长江中游，水陆四通，具有“连巴控越”、“荆楚引瓯”的地理优势。尤其自开元年间，张九龄开通大庾岭以后，海外和岭南的货物大都由广州越大庾岭过南昌，再由南昌转运至各地，由此南昌成为了国内外贸易的商埠。

唐末，淮南节度使杨行密经过一系列军阀混战后，建立起了以扬州为中心的淮南地方割据政权。天复二年（902年），杨行密受封吴王。天佑二年（906年），杨行密的继任者杨渥攻取了洪州,南昌从而纳入了杨氏的统治（即吴和南唐的前身）。

杨吴政权于937年被李昪（曾随养父徐温改名徐知诰）的南唐政权所取代。943年李昪逝世后，其子李璟继位，是为元宗，史称南唐中主。在李璟统治前期，南唐疆域曾达到全盛，然而好景不长，北方中原的后周政权随后迅速兴起，并于保大十一年至交泰元年期间（955年至958年），数度进攻南唐，保大十二年（956年）东都江都府（今江苏扬州）也沦陷于后周。958年，南唐不得不尽献江北之地，并奉后周为正朔，用其纪年，并去除国号，李璟则改称“江南国主”。面对这种危急形势，李璟不得不考虑迁都，他曾与群论商议，认为都城金陵（今江苏南京）与后周军队仅一江之隔，且又处在长江下游，如果后周军队顺流而下攻打金陵，南唐即使闭关自守，也坚持不了多久；如果请其他诸侯来救援，又恐退敌后，这些诸侯拥兵自重，会成为刘裕（南朝宋建立者）、陈霸先（南朝陈建立者）之流。他认为化解危机的上策是迁都豫章，据守上游。但是群臣中除了枢密使唐镐表示赞成，其余均表反对，李璟顶着朝臣的压力，还是坚持实施了迁都计划。959年11月，他改洪州为南昌府，是为南都。南唐自立国起，一直保持着两都制的政治中心格局。东都江都府沦陷前，曾与江宁府（金陵）并为南唐东西两都。东都沦陷后，南昌升为南都，江宁府的都城也没有废弃，可见南唐意在保持东、南两都的建制和格局。

灵槎思浩荡 老鹤忆崆峒

李璟为何钟意南昌？客观上来看，洪州地处长江中游，是南唐疆域的腹地，军事地理形势相对优越，从金陵赴洪州，须溯长江而上，过彭蠡湖（今鄱阳湖）进入赣水方能抵达，与金陵相比，更加安全，不仅有利于战略防御，还可控扼长江下游的润、常等州。如果以南昌为基地，养精蓄锐，趁机而动，借长江中游之有利，发挥水军优势，徐图中兴，也不失为上选。主观上来看，李璟少时曾在庐山开先禅院作书堂读书，对庐山情有独钟，定都南昌，方便造访庐山，在心灵上也是慰藉。

庐山风光（作者摄）

北宋建隆二年（961年）二月，李璟率南唐朝臣开始迁都南昌，留太子李从嘉（后改名为李煜）在金陵监国。虽然南唐政府的主要机构都迁至南昌，但是掌管军事的枢密院却仍留金陵，掌管枢密院的左仆射也在金陵任职。可见在军事防御上，金陵仍是防御北宋渡江南犯的军事要冲。而其他百官，包括禁军在内，都随迁南昌。在迁都至南昌的途中，李璟还巡幸了庐山，北宋陈舜俞曾在《庐山记》中对其游览地点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载。

南唐迁都南昌，是李璟在危急中做出的仓促决策，南唐政府并没有充分的时间，对南昌城市、府衙等进行扩建。南昌城当时的规模难以满足百官群臣的办公和居住需求。《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南昌）城邑迫隘，宫府营廨，十不容一二，力役虽繁，无所施巧，群臣日夜思归。唐主悔怒，欲诛始谋者。枢密副使、给事中唐镐发病卒。”可见迁都南昌后，窘迫的现实环境，加深了本就不赞成而迁都的群臣的抵触情绪，而李璟自己也开始后悔自己的决定，曾经唯一支持迁都的枢密副使、给事中唐镐又因患病而逝世。忧思与愁苦中的李璟，经常北望而叹息，曾作诗感慨道：“灵槎思浩荡,老鹤忆崆峒。”

北宋建隆二年（961年）六月末，郁郁寡欢的李璟病逝于长春殿，年仅46岁。关于长春殿的位置，学者张启予考证认为，位于中山路东段，东至八一大道西侧，西至东湖，南至中山路，北至上营坊，即今南昌市保育院的位置很有可能就是当时的长春殿所在地。

南唐南昌城大致位置与长春殿位置示意图（作者制，底图来自Google地图）

李璟逝世时，曾“亲书遗令，留葬西山（今南昌新建西山），累土数尺为坟”。而其子李煜在李璟逝世后则即位于金陵。这年七月，李煜不忍将父亲葬在异地他乡的南昌西山，便迎还其遗体，数月后葬于金陵附近的顺陵。此后南昌府不再是南唐政府常驻的都城，文武百官和政府机构等都随之迁回了金陵。不过在南唐后期，南昌府依然作为南都，与金陵并立。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南唐迁都南昌不足半年，便因人去政息，草草收场。虽然历史记载，南昌城池狭小，宫室简陋，气候湿热，南唐君臣纷纷思归金陵。但是，根据明万历《新修南昌府志》所载，当时南昌城规模和《南唐国史》所载的金陵城规模相当，并没有小多少。而唐末的金陵频遭藩镇混战破坏，虽经修复，但已没有盛唐时的繁华。

南昌不能有效地承担起南唐都城的重任，根本上在于其地缘影响、经济实力和交通辐射上的局限。

自古以来，长江上游地区很少在军阀混战中占据优势，三国时猇亭之战蜀汉败之于孙吴，东晋时王敦之乱，以及在杨吴时期，居于金陵手握重兵的徐知询，最终受制于辅政扬州的徐知诘，都说明上游所谓顺流而攻的优势，并不存在。究其原因，是长江下游冲击地带和太湖平原是南方较早发达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水平高于上游。六朝以来金陵一带一直都是南方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加之东晋以来南迁的中原士族和本地的江东士族，金陵一带建立起盘根错节的关系，出现了庞大的门阀集团，这使得江东地区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人力资源方面都居于优势。虽然门阀政治在隋唐后遭到科举制的冲击，但是当时科举制录取规模有限，地方宗族势力依然能够影响地方政治。南唐群臣反对迁都，不仅仅是不愿离开金陵的醉生梦死，更是不愿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被连根拔起。

滕王阁（作者摄）

从交通辐射上看，王勃《滕王阁序》曾以“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千古名句，称赞南昌地理位置之优越。在隋朝大运河开通后，南昌交通的优越性进一步凸显，大运河连通长江干流，经鄱阳湖进入赣江水水系，沿赣江上溯至章水上游的大庾岭，翻越梅关至广东南雄后便进入了珠江水系，而南昌正处在当时这条“京广通道”之上。在唐、元、明等大一统时期，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贸易集散港口，与长安、北京等政治中心的经济、文化交流较为频繁，南昌是这一南北黄金水道绕不开的节点，也分享了贸易繁荣带来的红利。但是南唐时，南昌水运中转枢纽的优势和商贸中心的优势，并不明显，一方面是有由于唐末以来的藩镇割据，各地比较依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外贸易需求不大，特别是五代十国时期，这条南北水运通道被不同政权割据，作用受限。另一方面，“海上丝绸之路”在宋元时期才繁盛起来，唐五代时期沿海港口与内地的贸易规模还十分有限。从南唐的政治经济格局来看，其境内的黄金物流交通线并非倚赖连通广州及大洋的大运河—赣江南北通道，而是东西向的长江中下游的干流通道。

南昌昙花一现的南都岁月，随着南唐的覆灭而沉入历史的长河。短暂的南都时代，如过眼云烟，并未给南昌的城市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带来实质性的增长。975年，北宋军队攻占金陵，南唐后主李煜投降，南唐覆灭，南昌归入北宋辖境，成为北宋江南西路的首府。后来宋代民间商业的繁荣、文教科举的发展和景德镇瓷器的行销等因素，才让南昌逐渐走上了繁荣发展的快车道。

当后主李煜形容枯槁地写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千古绝笔时，千里之外怀抱赣水江流的南昌，正在岁月一隅，静候真正属于它的发展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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