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三十年(一)「中国工业改革30年」

壹

1982年，张瑶全家从黑龙江北安市，随工厂迁到了河南许昌。

张瑶那年还不到一岁，父母所在的军工厂原先是1921年张作霖于沈阳所建，由于规模扩大，从她爷爷那辈开始，分出一波去了黑龙江北安，名叫庆华机械厂。1982年因中苏关系紧张，负责制造50式冲锋枪、54式手枪、56式冲锋枪等轻武器的庆华机械厂举厂搬迁，选址在了河南省许昌市河南农大旧址，编号126厂。

于是到了1982年秋，张瑶全家随厂兴高采烈从东北去了河南。

照片最右边还在吸奶瓶的就是张瑶，这是他们全家到达河南时的情景

据张瑶回忆，当时兵工厂有2000多名员工，加上家属一共6000多人的小世界，各家都是双职工，工资开始时只有20多元每人每月，但待遇好得出奇，1980年还在东北时，厂里职工家家户户就有了当时非常奢侈的电视机、烤箱、收音机，到许昌后，厂里定期用火车从东北往许昌厂里运物资、粮食，粮票也给得充裕，逢年过节，鱼、米、油都发放齐全，每家每户都分配有楼房或者平房，厂里每天只要一放音乐，大人小孩集体从家里涌将出来，大人去厂里上班，小孩去上学，工厂什么都管，幼儿园刚出生的宝宝都可以托管在里边，子弟学校系统齐全，有自己的幼儿园、小学、初中、技校，后来有了自己的高中，每年寒暑假都是很多人一起结伴回东北老家，因为是一个封闭的久居环境，人情累积，家家户户都相处得特别愉快。

这座工厂被四面大墙围了起来，周围都是河南农村，工人们颇有些优越感，不怎么和周边的农民来往。

然而126军工厂的工人们并不知道，这种铁饭碗的好日子，很快就要结束了。

就在张瑶全家奔赴河南的那一年，在遥远的国土南端，日本人大坪昌二赶到深圳蛇口赴任。

蛇口工业区是招商局（李鸿章洋务运动时设立）想出来的名堂，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提出利用香港的资金、技术和国内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的有利条件，创办工业区，1979年破土动工蛇口工业区，当时的方针是“产业以工业为主、资金以外资为主、市场以外销为主”，1979年只引进了2个项目，获得投资2000万港币，到1982年就引进了15个项目，获得投资1.1亿港币，在这些项目中，雇工人数最多的企业就是日本的三洋电机，大坪昌二就是在此时来到深圳蛇口的。

1983年的深南路（何煌友摄）

大坪昌二对当时的深圳印象深刻，他说“水、电等设施正在建设中，经常遇到因不能及时满足急剧增加的需要而发生的停电停水的现象”，以致“从日本来的三洋本部的领导们在视察工程时竟因突然停电吓出一身冷汗”。

不仅仅是电力供应不上，打电话都必须到香港，传真要通过香港中转，当时的蛇口是在完全不具备工业发展基础的条件上硬着头皮搞起来的。为了留住外资，深圳进入了疯狂的基础建设投资，我们第一次听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样的口号。

为了解决工业发展的能源动力瓶颈问题，深圳市率先用BOT模式（Build-Operater-Transfer）引进外资兴建了沙角B电厂，由于是个新模式，上面迟迟未批，深圳市政府等不急了，干脆边批边建，1987年电厂投产，每天能提供1100万度电，是1984年全市用电量的十几倍，大坪昌二再也不担心上班时突然停电了。

与人们通常印象中去往南方打工的凄惨遭遇不同，最早蛇口工业区的普通工人工资在当时的中国算得上金领水平，蛇口当时有个凯达玩具厂，陆丰妹子黄月洪从1988年在这里一直做到工厂解散，据黄月洪回忆，工厂包吃住，转为正式工还享有迁户口等各种福利，基本工资350元，加班另有200港币一月，当时全国普通职员工资不到100元人民币，蛇口工业区普通工人的收入居然是普通人四五倍（但进去工作也非常难，一是要有合法的边防证，二是你得有熟人认识行政部的人，三是要支付400元介绍费给行政部人事），到1990年代初，凯达厂女工的人均收入达到了1000元，加班厉害时能拿到1700元，而上海市资料显示，1992年社会平均月工资不过356元，凯达厂的女工的收入是上海普通职员的5倍。

2018年上海市平均工资是7832元（官方数据），放在今天，凯达厂女工约相当于4万一个月。

1980年代神一样的凯达玩具厂（感谢南方都市报供图）

当年凯达玩具厂的妹子洋气得不得了，每月不停地往家里捎彩电、冰箱、电风扇、电饭煲，穿的是香港走私过来的牛仔裤、泡泡袖衬衣，烫一头高刘海长发，部分员工将攒来的钱在家里连开几家士多店，回乡做起了老板，凯达厂当年的女生，连深圳海关的公务员都看不上，嫌他们工资低，厂里男工极少，男搬运工都会被半条流水线的女生倒追。

当时深圳南下打工不仅工资高，福利也极好，袁庚为了保障外来工的养老医疗问题，成立了蛇口财务公司和蛇口社保公司，当时有一位工人手指被割伤，获得香港商业保险一万元的赔偿，直接跨越到万元户行列，在厂里引起轰动。而蛇口财务公司，最后发展成今天大名鼎鼎的招商银行，蛇口社保公司，则创办了今天的平安保险。

1995年，凯达厂解散，中国南下打工者的好日子，彻底结束了。

此时的深圳还是港日外资的天下，国内的企业家们还没有开始他们的远行，在张瑶到达许昌，大坪昌二到达深圳，黄月洪还没混进凯达厂时，后来的深圳大佬之一安徽芜湖人王传福还是个16岁的高中生，他出身贫寒，家里八个孩子，另有五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全靠他父亲一手木匠手艺养活，3年前，他父亲因久病而逝，1年前，母亲也突然去世，家里生活十分困难，五个姐姐都已出嫁，妹妹被送去寄养，哥哥王传方18岁提早退学养家，做点小生意撑到王传福读完研究生，王传福原先想考中专，提早出来包分配，母亲病逝时恰逢中考，他错过两门考试，进入无为县第二中学（幸亏没读中专，中专太坑了），读高中时，他每周回一次家，向大嫂张菊秀要10元生活费，有一次张菊秀实在拿不出来，就挨家挨户去借，也只凑齐了5元给他，后来他考上中南工业大学，哥哥王传方将唯一的一块“上海”手表和家里的新东西都给了他，并亲自陪同他到长沙。

1985年，正读大二的王传福（后排左二）与系团总支主要成员。

据同学们回忆，王传福过去性格腼腆，不太爱说话，读大学时好像突然被长沙给开了光，变得十分活跃，特别爱跳交谊舞（同学语），王传福经常去学校食堂跳舞，只要把桌椅往两边移开，打开录音机，“中南大学食堂交谊舞之王”王传福就能跟着音乐边跳舞边喝酒，大家一起玩得很嗨。

看起来，一点都没有将来技术狂魔的样子嘛。

1982年，王东升则刚刚从杭州电子工学院（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2781班毕业，小伙子斯斯文文，带着一副大框眼镜，看起来很是帅气，他被分配到北京电子管厂担任财务科科长，在里面才过了三年滋润日子，电子管厂就开始年年亏损，王东升根本不知道十年后自己会力挽狂澜，那时候，他还只是个快乐单纯的小财务。

1982年，农民工吴五四在湖南郴州出生，他长得又高又壮，留着两撇小胡子，爱笑，性格大大咧咧，他的人生乏善可陈，只因为家庭贫困很早就去了广东打工，一直到今天，他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他错过了黄月洪所经历的南下打工者最好的时光，将见识广东曾经黑暗的另一面，他会用另一段视角，陪我们走完这段波澜壮阔的三十年。

1982年，中国共有工业企业38.86万个，工业总产值2162亿元。（见《中国历年工业企业单位数和工业总产值统计》）

贰

1991年，朱镕基同志说：“国企要减少滞销产品生产，压缩长线产品库存，现在无论如何要解决几百亿元的库存积压问题......”，他还说，“现在报纸上宣传外因太厉害了，不是说不要讲外因，分析问题本来就有内因和外因，但是外因讲得太多，内因讲得太少，这样不利于国营大中型企业扭转目前的困难局面，当前国内赤字这么大、银行透支这么多，已经难以为继，还减什么税？还让什么利？”

1998年，朱镕基已经是总理了，他又说：“财政的钱主要用于解决公众利益问题，如基础设施、公共福利等，而不能去乱搞项目，当前国有企业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富余人员过多，企业负担沉重，不仅人浮于事，而且互相扯皮......富余职工下岗分流是一个方向，是一项大的政策，是振兴国有企业的根本性措施。”

1990年代，大量国企已经病入膏肓，老旧的体制和庞大的赤字已经让政府撑不住了，下岗潮全国蔓延，在朱总理这两段话的中间，1995年时，曾经兴盛一时的126军工厂就陷入了衰落，张瑶回忆，那年她读初二，工厂里的日子十分困难，已经到了发不出工资的地步。

126厂的生产线和检验枪支的靶场顺利建成后，国际形势已经发生重大改变，和平时期，国家不需要那么多轻武器，126厂开始“军转民”，决定转型生产发令枪、三轮车、摩托车、内燃机、开关，可惜根本卖不出去，张瑶说只记得邻居坐在一起，就会相互讨论欠了几个月工资了，他们家父母一人只有100元下岗补贴，工人们只能另寻活路，张瑶家做起了猪血肠，她同学家有做炸花生米球的，有做香肠、卤肉的，有卖衣服的，大家在厂里的市场区百无聊赖地摆着摊位，其实也就是内部的资金在小范围内流来流去。

《钢的琴》记录了东北下岗工人的辛酸故事

有很小一部分工人结伴去了深圳，在一些加工厂做工人，张瑶三舅妈就是其中的一员，那会她每个月的工资是600人民币，“是令人震惊的高薪”，张瑶母亲看着也很想去，可是家里有两个小孩 ，实在走不开，才开始跟她爸做了猪血肠的生意，农村杀猪都是早上4点，张瑶父母都是凌晨2点起床在寒冬里骑着自行车去农村接猪血，回来后用冻僵的双手加工猪血肠，可惜她父亲皮薄，推着自行车卖血肠时，见着熟人都会低下头去，这门生意很快便做不下去了。

她爸随后又带着几个兄弟瞒着家里拿了全部积蓄在许昌开了个小厂，主要是对许昌市的灯具厂加工制作一些配件，也很快倒闭，擅自开厂的事又被兵工厂知道，她爸被停薪留职，失去下岗补贴，全家重担都指望在母亲每个月100块钱的下岗补贴上。

张瑶说，有好长一段时间，全家四口人的生计都指望着她妈每个月这100块钱，居然也活过来了。

最惨的时候，每到秋天，张瑶母亲就跟邻居的一些阿姨、奶奶，一起拿着布兜或者麻袋骑着自行车，头上蒙着个头巾去附近农村捡玉米跟豆子，说是捡，大多其实就是偷，因为穷极了，全厂都去农村偷吃的，收割机在前边收割，126厂的人拿着麻袋子在后边一粒一粒豆子捡人家剩下的，最后农民报警了，警察来了一看工人穷成这样，也是饿急了没办法，也就没有抓人。

张瑶说，她小时候吃捡来的豆子、玉米长大，她们那时候，就是一群要饭的。

张瑶她爸建厂失败后又带着几个兄弟去重庆工地打工，主要是拆楼房，拿着铁锤砸墙，一天100块，才做了十天就不行了，肩膀轮锤子轮肿了，无比沮丧的回到家，肩膀肿了一大块，不过拿回了1000块工钱，够她们家一年的开销，再后来她爸实在走投无路，去了附近一个机械厂里做镀铬，大夏天在高温房里做配件，环境就像个桑拿房，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赚300块，家里才缓了过来。

张瑶的爷爷那会留在了黑龙江北安市庆华机械厂，那边过得更是水深火热，老年人相约组织去闹绝食，她那会回去过暑假，邻居家的爷爷喊她爷爷去，说一定必须要派个人，她爷爷没办法拎着小板凳去了，只是坚持了几天，做了做样子，大伙便纷纷散了。

1998年，126军工厂风流云散，朱总理在电视上正式提出全国国企大下岗时，张瑶说，她父亲呆呆地看着电视，忽然间两行热泪就流了下来。

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冯兰瑞就认为，如果加上城镇新增长劳动力、农民工等，当年失业率可能达到21.4%。

东北当时下岗的情形，比河南还要惨。

下岗职工流入到社会后，大部分被迫去从事原先看不上的社会底层工作，蹬三轮、摆地摊、做保姆，和进城农民工抢生存空间，早上常有人去捡菜市场散市后掉在地上的菜叶，最严重时，有全家大年三十包一顿有毒的饺子，大人小孩一起寻了短见，有油田下岗职工在办公室捅死领导，还有部分下岗工人踩着单车送老婆去特殊场所上班，下班后又默默接回家。

当时有很少一部分东北女性为了养活家庭流落到巴黎站街，这些人持旅游签证出国，长期不回就成了黑户，因为不是欧美长相，还只能在偏僻街区接待阿拉伯与黑人移民，20欧元一次，时常受到暴力殴打，因为黑户又没有办法报警，这些人忍气吞声在海外赚钱养家，但大部分又遭到了家里人的鄙夷，最终都回不去了。（见记录片《下海》）

大多数国人不太理解东北人对体制内工作的深度迷恋，其实，那只是东北人当年大下岗被深深刺痛的后遗症。

1993-2001年，中国共有7000万人从国企或集体企业下岗，以一家三口算，直接影响到2亿多人。

1998年，那年最流行的歌曲叫《相约九八》，吴五四此时还在郴州的县城念初中，现在还轮不到他出场，但王传福和王东升已经开始活跃起来。

王传福有一个表哥，名叫吕向阳，同样出身安徽芜湖无为县农村，大王传福4岁，1978年，16岁的吕向阳接父亲班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安徽芜湖分行工作，干了15年，1993年，31岁的吕向阳辞职创建融捷公司，从事房地产、纺织品行业，“赚了很多钱”。

吕向阳就是王传福的第一桶金。

王传福从中南工业大学电池兼交谊舞专业毕业后，1987年考入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读硕士，继续研究电池，1990年24岁硕士毕业，留在该院301所工作，两年后提拔为副主任（还是很争气的），又一年后，研究院在深圳成立比格电池有限公司，刚好是王传福最擅长的领域，27岁遂被任命为公司总经理。

1995年，日本宣布不再生产镍镉电池，身为业内专家，王传福意识到镍镉电池生产基地将会进行一次国际大转移，虽然镍镉电池出现了取代品，但在一段时间内仍然会存在，于是他跑去说服“已经赚了很多钱”的土豪表哥吕向阳，请他投资自己，最后拿到了250万元天使投资。

1995年2月，王传福在深圳布吉莲塘的一间旧车间，带领20多个人开始创业，此时他还不知道，公司将来会搞成中国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厂。

1995年，在北京的王东升，接手亏损七年的北京电子管厂已经三个年头了。

北京电子管厂是当年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之一，1956年10月15日举行开工典礼，连《人民日报》都给了头版头条，起先电子管厂无比荣光，1960年产值就达到了3.37亿元，随后遭遇到技术替代走向衰落---日本彩电产业链进入中国，淘汰了旧产业链上的北京电子管厂，而绑定在新产业链上的714厂（熊猫集团），780厂（四川长虹）都提到了长足发展。

1986年，北京电子管厂第七任厂长张红飙发现工厂资金枯竭，连续11个月不能按时发工资，财报却显示还在盈利，找财政部的一位处长了解后才知道原来当时中国企业采用“滚动法”，而不是西方国家常用的统计法，张红飙主动申请了新的财报法，北京电子管厂30年第一次亏损才公之于众。

1989年，军工订单锐减，北京电子管厂连买煤的钱都是向银行贷款来的，在酒仙桥地区，长期领不到工资的老职工被迫到菜场捡白菜叶为生。

1991年春节前，张红飙写信给副总理邹家华，陈述了北京电子管厂遇到的困难，提出电子管厂要实行投份制，1992年7月，北京市电子办主任要求找一个30多岁能够跨世纪的干部接班，70多岁的张红飙知道自己前途已尽，他只说：

“你们赶上了好时代，就发挥吧。”

这位矮小的老人衣着朴素，看起来像一名普通的退休工人，在他告别了电子管厂，走入酒仙桥街头的人流后，历史迅速淹没了他的痕迹。

1992年秋天，王东升从原副厂长，总会计师的岗位上被提拔为总经理，北京电子管厂更名为北京东方电子集团，2001年后，才正式启用现在我们都熟悉的另一个名称：京东方集团。

王东升起先，并不想接手北京电子管厂这个烂摊子。

市政府在挑选工厂接班人时，第一人选是一名技术出身的青年干部，第二人选才是财务出身的王东升，那个第一人选一看工厂亏损成这样，心理压力过大，拒绝接任厂长，市政府只好去找王东升，王东升此时正准备跑路，包都打好了，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旗下的中国租赁有限公司担任常务副总，大家都去劝他做厂长，王东升说：“我凭什么要留下来？”

一位老同事回他：“就凭让我们的师傅不再去菜市场捡白菜帮子！”

王东升被这句话击溃了，他留了下来。

留下来的王东升要求对企业改革，做为全北京亏损最严重的企业，上头生怕他也撂担子跑路，赶紧答应，王东升又去找来了王家恒、王彦军、陈炎顺都一拨新人加入企业，这些人立功甚巨。其中陈炎顺1994年进入东方电子，负责筹措资金，当时东方电子有北京.松下30%的股份，陈炎顺去找北京.松下的财务处长王大姐要分红，东方电子却是个弱势股份，说不上什么话，王大姐叫他“喝一杯酒给20万”，陈炎顺一口气喝了20杯酒，酩酊大醉，喝完还记得踩着单车从酒仙桥往家赶，路上单车还撞了一辆的士，的士上冲下来四个壮汉将他一顿揍，他居然没感觉，挨完揍又骑车回家睡觉，也不觉得疼，第二天酒醒，他老婆看他满脸淤青，吓了一跳，他才想起来发生过什么。

这400万要回来，企业终于可以发工资了。

王东升整治过东方电子后，企业终于不亏损了，但每年只有几十万的可怜利润，陈炎顺发现北京.松下他们那30%的股份可以做进账里，拿着财务报表可以上市，王东升说你大胆去弄，死马当活马医，但全公司都把陈炎顺当成“小骗子”，说他净搞些虚头巴脑的东西，陈炎顺拉了个18人的团队，找来了南方证券做代理商，在一起整整工作了7个月，1997年6月10日，居然将东方电子集团在深圳证券交易所B股上市，一下子筹到了3.5亿港元。

北京电子管厂和东方电子集团都炸了，大家从没见过企业有这么多可支配的钱，敲锣打鼓迎接陈炎顺团队，从此开始，不管王东升和陈炎顺他们做什么，老职工们再也不做任何怀疑。

有了钱以后，1998年，京东方高层开始将公司由传统电子元器件制造企业改变为新型元器件、整机和系统并举的电子信息高科技企业。

京东方从此跨过了生死劫。

1998年，经历过大下岗的中国工业企业猛降到16.51万个，工业总产值34018亿元。

叁

2000年4月，吴五四决定去广东打工。

199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一片凋蔽，前文所述的1996年城市失业率是21.4%，农村失业率可能是其几倍，中国一共出现过三波婴儿潮，分别是1950年，1965年和1980年附近，此时农村第三波婴儿潮纷纷长大，大部分念完初中和高中的青年急需工作，大量初期成立的乡镇企业倒闭，青壮年寻不到活路，农村治安恶化，车匪路霸横行，各市的火车站都成了藏污纳垢的集中点，经济问题引发社会问题，1980-1990年代我们常听到的严打主要是大量闲散人员造成的社会困境。

1990年代的中国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十分痛苦，幸好当时选择的以外贸为主的工业链条拯救了整个国家，广东省深圳、广州、东莞、中山、惠州、佛山各市发展起来的外资工厂，吸收了大量来自湖南、四川、江西、湖北、贵州、河南、重庆的农村青年。

吴五四那时没有读完高一，在家里瞎溜达了两年，他爸害了肺病，必须要出门挣钱了，和当时大部分湖南农村青年的命运一样，家里托关系找到广东东莞塘厦一亲戚家，赶去138工业区一家叫上泰的高尔夫工厂，寻个活命的差事。

就是在这里，他成为了我的同事。

郴州紧邻广东省，吴五四乘火车经韶关，只用了几个小时，便到达了广州。

吴五四说，他永远都记得2000年广州火车站混乱的场面，出站口有无数光着膀子露出纹身的光头壮汉不怀好意地盯着出口处，像打量肥猪一样打量着乘客，火车站前坪上躺满了奇怪的人，那些人铺了些破破烂烂的席被，就大赤赤地睡在前坪上，垃圾扔得满地都是，看起来无比混乱，和他同行的叔辈严厉警告他：

“低头快走，不要看任何人的眼睛。”

他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跟别人眼神接触，感觉像穿过战区一样急步冲过了火车站前坪，一直到火车站右侧有一排打电话的地方，他们在电话亭下面的台阶下停下，他看到叔辈紧张的神色才缓和下来，忍不住好奇问为什么这么紧张。

“那些都是吸毒的......”

2000年时混乱的广州火车站

他叔辈说完，就爬上台阶排队去打电话，台阶上坐满了人，看守电话亭的人一边磕瓜子一边很不耐烦地叫客人一个一个上来，他们足足等了半个小时才打通电话，通知塘厦的亲戚他们已经到达，然后到对面流花汽车站乘上一辆装了四十多人破破烂烂的中巴，经过五个小时到达东莞塘厦。

那时候上泰高尔夫工厂前面有一面铁制的招工栏，专门张贴招工信息，因为出粮准时，每天都有几十人到招工栏前面窥探，吴五四看到张贴了招聘十个普工的信息，第二天居然来了一百多人面试，他那时才感觉到当时中国农村失业人口的恐怖---保安要拿着橡皮警棍大声吆喝才能维持住现场秩序。

当时工厂求职时的情景

有熟人介绍，吴五四顺利进厂，到小球头加工组负责调球杆，2000年，他底薪300元，普通工友加班费是1.8元一小时，他是按件计酬，一个月工作320个小时，能挣1200元一月。

但在当时的广东，最可怕的不是枯燥的工作跟无休止的加班，最可怕的是飞车党和治安队。

据吴五四回忆，当时他们班上所有来广东打工的同学，“没有一个人没被飞车党抢劫过”。

飞车党通常是两人作案，一人负责驾驶摩托车，另一人负责抢劫，他们会将摩托车快速驶近路人，车后座的人会迅速一把抢走路人的手机和包包，当年飞车党极其猖獗，由于摩托车又快又多，塘厦镇一天就有上百起飞车抢劫案件，几乎无法治理，吴五四说，2002年有一个月工资拿到了1600元，他拿这笔钱买了一部波导手机，他这么高壮的人，在路边打电话时，都被飞车党一把抢走，而且将他拖到地上，衣服裤子都磨破了。

经过一年又一年的治安恶化，“当时在广东，所有人只要一听到摩托车的声音，就会高度警觉，捂紧包包，收起手机，四下警戒。”

2006年，飞车党抢劫时连续使两名女生撞在路边石阶死亡，媒体纷纷报道，一时民愤激起，广东大多数城市决定开始禁摩，全省的治安从此得到彻底转变，两名女生用自己的生命，阻止了广东抢劫案的泛滥。

另一个让所有外地打工者倍觉害怕而恶心的，是治安队。

飞车党抢了就跑，毕竟觉得理亏，当时的治安队则是明目张胆地欺压外来人口，治安队最为擅长的是开车堵住一条街道的两个口子，治安员就挨个查暂住证，凡是没有暂住证的，就拿铁棍赶上车，有反抗者就要吃一顿打，许多人初来广东，根本不知道要办暂住证，而且很多人是赤贫农民，“能不花钱办就不去办”，当时办证手续繁琐，只有在工厂正式上班的人，工厂才会统一办好，吴五四当年就被抓进去过两次，见到有反抗的人，“被拉到樟木头的收容所，打得头破血流”。

拉到收容所后，治安队会让你打电话叫亲友来赎人，一次400元，没有人赎的，会被拉去修两个月铁路，再给你一张回家的火车票。

收容所里，时常听到有一些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

2003年3月17日，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时因没有带身份证，被关进收容所，孙志刚在收容所遭到了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3月20日死亡。

孙志刚

据被同时关押的人反应，当时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时常有人不明不白死亡，在孙志刚进去前几天，3月16日至19日，两人病死，一人死于“头部挫伤，颅内出血”，在收容救治站的一位病人表示自己亲眼看到209室有人被打死。

同时被关进过收容所的四川南部县人，23岁的张明君也证实，“自己刚被关进收容所，就遭到了毒打，躺在地上爬不起来。”

孙志刚先被关进201室，被“贵州人”和“大胡子”毒打了两次，孙志刚念过本科，有一定维权意识，见到有外人来接人出去时，大喊大叫，高大精壮的护工（其实就是保安）乔燕琴（男性）素来霸道暴躁，对他很不耐烦，遂将他投到打人最狠的206室，对仓头李海婴等人说：“孙志刚太闹，呆会儿把他弄过来给你们玩玩。”

护工交班前，乔燕琴又到206室，对里面的人说：“那小子过来后半小时，给我狠狠打，不要打头，不要打出血，反正打死也没事。”乔燕琴后来在公安机关做笔录时说，“这里死一个人像死个蚂蚁一样。”，乔燕琴随后到201室，用脚踹孙志刚的小腹，孙志刚疼得跪在地上，求他不要打了，乔燕琴又踹了几脚，将他拉到206仓。

孙志刚在206仓被毒打了一小时，包括前文所述被毒打过的张明君也参予了殴打，张明君说“如果不打孙志刚，就会被保安乔燕琴殴打”，他不得不打，孙志刚被打得奄奄一息，跪下求护工换一个房间，另一名护工吕二鹏让他抱着被子去到205房，很快孙志刚又遭到了205房15人的殴打，叫声凄惨，吕二鹏亲自提着警棍隔着门在捅孙志刚。

第二天早上9时50分，孙志刚被发现脸色发紫趴在水泥床上，就这样活活被打死。（以上所述内容全部为孙志刚案法庭证词）

孙志刚被打死后，其同学的同学刚好是媒体人，知晓了孙志刚事件的前后经过，在西祠胡同媒体人讨论版里，将这件事告知了《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峰，《南方都市报》当时刚建立了深度报道组，陈峰觉得这件事可挖，记者部主任审核后觉得没问题，可以采访，陈峰跟王雷两人遂进行了深度调查，4月25日发表了一篇改变中国人权状况的报道《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

陈峰

6月27日，乔燕琴被判死刑，李海婴（206仓头）被判死缓，张明君也被判15年，8月1日，1982年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正式废除。

从那之后，广东省治安队堵住一条街，或者砸门查暂住证的事例慢慢消失，2006年之后飞车抢劫也渐渐减少，广东才从过去的恐怖人间变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

那些被飞车抢劫而失去生命的人，因为暂住证被打死在收容所里的人，在被南都报业的伟大媒体人记录下他们的故事后，吴五四们才终于可以正大光明的走在广东的大街上，不用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在这里完成中国外贸工业的推进。

肆

吴五四是八零后，而当时在一起南下的打工族，很多都是70后。

2000年左右，这些70后在工厂相识，都已经结婚生子。

但他们并没有将小孩带在身边照顾的条件，一是广东地区没有这么多的学校收容他们的子女，二是就算有学校收容，他们也付不起高昂的学费。

一般在南方工作的父母，就会将子女留在湖南、江西、四川、贵州、重庆、河南、湖北等各省市，交给爷爷奶奶照顾。

这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特的一段骨肉分离的留守儿童现象。

留守儿童主要集中在1990-2010年这个时间段出生的儿童，在这之前，去广东的人不够多，在这之后，去南方的人基本都完成了原始积累，能在广东买房落户或者回到了老家立足。

这些儿童成了时代的弃儿，他们绝大多数被交给爷爷奶奶照顾，但祖辈的文化水平一般很低，根本不能和孙辈在精神上沟通，而且这些祖辈年事渐高，本应该是被照顾的年龄，结果反而还要去照顾这么多幼童。这些儿童在成长时面临更多的死亡风险，教育上也难得到正常的关爱，据统计，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一般中等偏下，优秀者不过其中10%。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宋英辉2016年时曾说，我国大约共有6000多万留守儿童，加上3600多万流动未成年人，总数在1亿左右，大约占全国三亿未成年人的三分之一，我国三个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处于留守或流动状态。

从小缺少父母关爱的大部分孩子孤独、敏感、脆弱，他们从小得不到完整的爱，一年只能见到父母两三次，缺少正常人际交往的常识，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因为长期与父母疏远，他们长大后跟父母的关系很难和睦，在知乎上关于留守儿童的留言里，大多数都是类似的倾诉：

爷爷奶奶是文盲，当我犯错的时候，他们对我的教育文式就只是打和骂。

第一次来大姨妈，没有人可以问，以为自己要死了。

初二的时候，身边的同学都辍学打工了，我好想有人帮我指点一下，我到底该不该继续读书......

成年以后，因为从小缺少爱，留守儿童对爱的感知也会用力过猛，既渴望爱，又害怕爱，不知道如何处理友情和爱情，常常用拒绝来保护自己。

弗洛伊德有一个著名的童年创伤理论，他说：人的创伤经历，特别是童年的创伤经历会对人的一生产生重要的影响。悲惨的童年经历，长大后再怎么成功、美满，心里都会有个洞，充斥着怀疑、不满足、没有安全感。

这些留守儿童现在纷纷长大，将近一亿个心中有个洞的成年人，正在融入我们的社会......

留守儿童是中国工业化道路上的一条必经之路。

东部地区的大规模工业化，需要中西部地区大量输送廉价的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的农村劳动力，而反过来这些工作岗位，又使中国中西部农村得以摆脱世世代代贫穷愚昧的恶性循环，双方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没有这一段坎坷的工业史，大量农村人口无法从农民变成工人，今天的农村也不可能村村通水泥马路、网络、自来水，更不可能实现中国后期的城镇化，以及大量新生农民迁到城市后，即将到来的大农场主化。

没有这一段历史，中国农村还会沉浸在一家几亩薄田，人工插秧收种的原始农业阶段，农村人口的收入不会超过人均一千元一年，中国更不可能得到进化。

留守儿童是这一段历史进程中的副作用，根本无法回避，只能坦然面对。

伍

吴五四在上泰厂加工组流水线上一直工作了三年，在孙志刚被打死四个月后，他在一次操纵机器时被夹伤了左手大拇指，血流如注，休养了整整一个月，复原后他申请去雕刻组学习雕刻，雕刻组的工资比加工组要高许多，2003年，雕刻组平均工资能达到2000多元，当时模具车间的一个铜模师傅也不过2500元，算是高薪，同时也不是纯粹的力气活，工作环境更不像加工组那样热到让人发晕，本来雕刻组只有熟人关系能进，刚好缺一个学徒，让他捡到便宜，便调了过去。

2004年我离开上泰流水线，开始自学平面设计跟CAD，2005年，听说学到一门雕刻机手艺的吴五四跳槽到了另一家工厂，月薪3500元，这时我们偶尔在网上打声招呼，再过几年，又听说他结婚生子，2010年后，相互便没了音讯。

2010年，当中国底层技术工人吴五四终于摆脱了生存危机之时，王传福和王东升正各自乘风而上。

王传福能从日本人手里接手镍镉电池生产，是因为镉元素对人体有害，是IA级致癌物，发达国家已建议禁止使用镍镉电池，比亚迪没有在这块领域多作逗留，表哥吕向阳再现土豪风采，投资1660万元，助力王传福从1997年开始大批量生产镍氢电池，当年销售量达到1900万块，进入世界第七。

比亚迪随后进入锂电池细分市场，由于中国的生产成本比日本同类产品低30-40%，先后拿下飞利浦、伟易达、摩托罗拉、爱立信等电池业务，很快成为世界第三大锂电池供应商。

2002年7月31日，比亚迪已经搬了四次家，并在香港成功上市，募集到16亿港元，第二年，手握12.4亿现金流的王传福烧得慌，居然决定搞汽车，他说：“手机不能做，不能和下游竞争，家电不能做，这个行业竞争太激烈，房地产也不能做，门槛太低。要找一个玩家少一点的，门槛高一点的，竞争程度相对低一点的进入。”（房地产：几年后你就会后悔的！）

后来王传福再次DISS房地产行业：“我看房地产行业这种暴利应该是短期的，不会是长期的，我们知道制造行业的财富怎么积累，你只要有核心技术，毛利率还是很高的。”（房地产：十年内教他做人。）

2003年比亚迪收购原军工企业陕西秦川汽车（铃木的奥拓技术，李书福2002年上半年去看过这家公司，但觉得重组成本大而放弃），从激烈市场竞争中爬出来的民营企业家战斗力要强大得多，比亚迪先叫日本企业开发模具，花了一亿多，推出第一辆车F2，结果经销商都不买，王传福只好扔掉F2，收购了北京吉驰模具厂，用几年的时间搞出了一辆高仿日本花冠又便宜又大的F3，仅售7.38-9.98万。

F3是一辆成本极低的车，高仿花冠使它节约了20亿的开发成本，自己的模具厂又省下2亿的模具成本（一般要3亿模具费），自主品牌又比合资品牌节约了5000元每辆车的技术转让费用，发动机直接买三菱成熟产品，也不用自己搞。

结果F3大卖，不到20个月卖掉了10万辆，成为自主品牌销售最快超过10万辆的汽车产品。

虽然第一辆车还停留在山寨阶段，没关系，当年日本韩国汽车产业也是这样起来的，王传福撸起了袖子，准备大干一场。

2007年，王传福投资43亿，推平了30个小山头，填平100个鱼塘，在深圳坪山建成比亚迪汽车基地，随后在2008比亚迪推出了F6和F0两款车，那年巴菲特拿出2.3亿美元买入比亚迪10%的股份，王传福便有些找不着北了。

坪山比亚迪总部

他说：“到2015年，比亚迪会成为中国第一的汽车生产企业。”

他还说：“2025年要成为全球第一！”

无论是电池还是汽车，王传福起家时，其实十分依赖中国廉价的人力成本，由于日本人力高昂，做电池时要少请工人，搞一条生产线要1-2亿美金，平台老化了还要更新，王传福跟技术人员找到中国人工廉价的突破点，自己动手制造生产设备，把生产线分解成一个个人工可以完成的新生产模式，用成本打败了日本电池厂，在做汽车时，王传福同样要求使用大量夹具和人工，不引进昂贵的生产线，坚持半人工操作，再用成本优势杀出汽车界。

2010年，比亚迪终于危机爆发，F3这样砍尽成本的车，使用后老化得也比合资车要快得多，质量问题接连而来，销量开始下滑，当年有30家经销商要求退网，到2011年上半年，比亚迪只卖出22.58万辆车，下滑22%，净利润下降88.6%，股票也从最高时85.5港元跌到15.36港元，多年战友夏治冰辞职，销售团队从2700人裁到800人。

老一套省成本的方式已经走不通了，因为当年吹过的牛，王老板的脸都快被现实打肿了......

不要紧的王老板，大丈夫能屈能伸，先过去历史的角落里洗把脸，电动车辉煌的未来还在向你招手。

2011年，王传福再次谋求转型之时，带领北京电子管厂起死回生的王东升，当年更惨，被部分媒体评为“年度最差CEO”。

京东方早在2001年1月增发A股，2001年京东方买了韩国现代的一条生产线，从2005年起因全球面板遇冷巨亏，到2011年，和TCL一起唯有拥有国内第8.5代TFT-LCD生产线的京东方，当年又巨亏32亿元，2005年到2011年一共亏损79.18亿元。

2006年，2009年，2011年京东方曾三次面临ST，全靠政府的11.89亿补贴和24亿元退税才活了下来，2011年股价跌到1.98元，京东方将鄂尔多斯配置给公司的2亿吨煤炭资源通过股权出让换得了36亿元才又躲过一劫。

京东方之所以能被政府一次次救活，是为了拯救中国的工业升级。

中国电子产业一直“缺芯少屏”，芯片和屏幕是中国电子产业的心腹大患（芯片的故事我以后会重开一文讲，今天只讲屏幕），京东方疯狂烧钱，忍辱负重，是因为它背负着中国面板赶超日韩的历史责任。

1980年代时，中国用合资策略搞起过“以市场换技术”，形成了今天的轿车、彩电、集成电路产业等现状（比如一汽大众，上汽通用等），到21世纪初，各大产业全部惨败，没有一个能摆脱对引进技术的依赖，没有形成自主技术能力，成为中国产业发展的耻辱。

没有核心产业部件，中国的电视和将来的手机产业，面临着严重威胁。

1997亚洲金融危机，日本夏普为了止亏收缩战线，三星和LG却大规模投产新的五代线，忍着几年的亏损剧痛，终于在1999年依靠铺开的规模效应跟韩元贬值，LG拿到了飞利浦，三星拿到了苹果、戴尔电脑，现代集团拿到了IBM、康柏、Gateway的订单，其中戴尔订单高达85亿美元，韩国的三星在当年全球液晶市场占有率达到18.8%，LG达到16.2%，两家韩国公司就此完成了对日本夏普的逆袭。

2011年的京东方，采取了和韩国人当年一样的策略，在行业低潮时，不退反进，当年11月15日，京东方反而在鄂尔多斯新建国内第一条5.5代AM-OLED生产线，投资达220亿元。

那年3月，鄂尔多斯市长来北京参加两会，顺便参观了京东方的5代线，参观结束后，市长对接待他的陈炎顺说，你们这个东西好，到我们那建一个吧，陈炎顺说我们有一种商务模式，资本金不得低于60%，投一条线要200亿，你们得出120亿。市长说他们没钱，但有煤。当时煤价很高，最后鄂尔多斯市政府用10亿吨煤的探矿权作价120亿，换取到京东方5.5代线的投产。

这批煤就是救了京东方一命，让京东方拿出2亿吨探矿权，换取免于ST的那36亿。

此时的京东方在北京、合肥、成都、鄂尔多斯各市都有了自己的生产线，2011年，“年度最差CEO”王东升完成谋篇布局，静待收获。

2011年，下岗工人，张瑶父亲的人生之路，即将走到尽头。

因为长年从事镀铬工作，加上好烟酒，张瑶父亲总是在咳嗽，2007年秋天，家里托人带他去河南医学院检查，发现已患上肺癌，医生看完病情，直接对张瑶父亲说，这个病没有什么治疗价值，建议回去好好享受生活。

张瑶父亲被肺癌折磨了四年多，2012年农历2月，癌细胞已扩散到大脑，在医院化疗时，他去上厕所时摔了一跤，他似乎知道自己大限已至，跟张瑶妈说要打算好好睡一觉，去问护士要了安眠药，说不要随便叫醒他。

这名平凡的下岗工人，辛苦操劳了几十年，最后在睡梦中病逝。

2011年，在张瑶父亲去世的前一年，按联合国数据统计，中国工业总产值达到2.9万亿美元，美国为2.4万亿美元（国内统计法和国际统计法有差异），中国正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

陆

按美联储（圣路易斯）助理副行长文一的观点，中国的工业崛起屹今分成两大块，第一次工业崛起在1978-2008年，依靠的是中国惊人的超高储蓄，以及能源、动力及基础交通设施的三位一体。

第一次草莽崛起阶段使中国对石油、电力要求巨大，石油问题的解决可以参考我旧文《中国石油战略》，而中国发电主要是火力发电，到今天火力发电还占比约50%，也就是主要靠以山西为主的煤炭，这个时候整个民族昂扬向上，国家跑步前进抢时间，东部工业发展对电力的要求达到了疯狂的地步，1990年，中国还只有6000亿千瓦发电量，排在世界第四，2000年中国就飞奔到1.3万亿千瓦，排在世界第二，2005年狂奔到2.5万亿千瓦，2011年超过美国，达到4.7万千瓦，登顶世界第一。

为了保证供电，每一个煤矿前面，都排满了运煤的大卡车。

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中国十大矿难有七大集中在2000-2010年。无数矿工用生命为代价，满足了特殊追赶阶段中国电力的需求。

在基础建设这块，中国也因为高铁、高速公路、机场、桥梁的疯狂建设，获得了今日基建狂魔的美誉。（不详细展开了）

中国第一阶段工业崛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完成了工业强国的原始积累，并使国家成功跨过外贸型经济转向内销型经济，推动着国家大步前进。

无论是飞车党、治安队、下岗工人、留守儿童、山西矿难、拆迁乱象等等，都是中国混乱的原始积累时期独有的现象，每一个成功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基本一致，中国艰难地走过了前面三十年痛苦质变期，终于走到了第二阶段。

世界上那么多国家都企图向工业强国挺进，为什么阿根廷、巴西都始终跨不过工业崛起的第一阶段？因为他们既没有完成能源、动力及基础交通设施的三位一体，民众也没有储蓄的习惯（没有储蓄习惯的民族在工业化进程中必须依赖政府补贴和国外贷款，工业化进程很容易被打断），更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以坚定的意志推动国家在产业链进度条上有条不紊地前进。

总之，能在二战后不通过殖民与战争还能完成工业崛起的国家，必须是勤劳节俭、忍辱负重、还具备宏大战略眼光的团结一心的民族。

从2008年开始的中国第二次工业崛起，预计将会在2030年左右完成，这个阶段，我们要完成农村的机械化，大农场主化，城镇现代化，在能源、信息、计算、动力、材料等方面全面引爆科技革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机械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最大出口国，成为优质的制造业大国。为2050年中国第三次工业崛起，使中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重工业技术领袖，同时主要基础科学方面全面超越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打下坚实基础。

柒

王传福陷入了反思。

2012年5月，一辆比亚迪E6电动车被撞后起火，造成几人死亡，比亚迪市值五天时间蒸发了60亿，产品问题跟销售网络问题同时爆发，让王传福开始决定扎扎实实抓好汽车产品质量。

公司最重要的核心，也慢慢转到刚好和祖传电池专业对接的新能源汽车领域。

在2004年，比亚迪就造出了自己的第一辆纯电动概念车，磷酸铁锂电池技术又有多年心得（不过在宁德时代三元锂电池的冲击下，比亚迪现在也开始慢慢转向三元锂电池的技术方向），远远领先于国内其它新能源汽车，也经常拿到全球新能源汽车销售第一。

到2019年上半年，比亚迪总销量21.9万辆，其中新能源车145653辆，同比增长94.5%，电动车销量占到全部销量的66.5%，不管比亚迪愿不愿意，这家22万名员工的企业，都逐渐转变成一家以电动车销售为主，在中国工业崛起的第二阶段，比亚迪将代表着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与世界高手角逐。

而京东方，则是中国液晶屏幕在高科技领域的代表之一。

京东方已经进入到收获的季节。

2018年全球电视面板出货量中，京东方领先LG超过570万片，以5430万片成为全球第一（但出货面积还只能排第三），到2018年第三季度时，京东方在平板电脑显示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出货量都排在了世界第一，手机屏幕京东方也排名第二，仅次于三星。

在夜景屏幕方面，京东方也是世界第一，在OLED上三星不可撼动，但是京东方已经实现了驱动芯片和面板制造等技术的突破，加上从和华为mate 20pro系列合作后获得市场的认可（华为的高销售量才兜得住京东方后来柔性屏的生产成本，京东方才能更加向前一步，中国工业的进步是互利互惠的），将来国内的国产手机品牌极有可能会慢慢转投京东方，相信京东方将会在屏幕市场上逐渐实现对三星的全面超越。

中国的高端工业领域 ，正在一点一点蚕食发达国家的市场，第二阶段的工业崛起，正在有序而热火朝天地前进中。

捌

到2019年夏，距离张瑶全家从东北兴高采烈搬去许昌，不知不觉已经过去37年，每当她看到全家那张照片时，仍忍不住潸然泪下。

126军工厂已经全然废弃，当年的学校、礼堂长满了杂草。

王传福踌躇满志，在朝着他的万亿销售计划前行，而王东升则壮怀激烈，预备制霸全球屏幕市场。

东莞塘厦的上泰高尔夫球头早已搬迁，原址变成了一家生意萧条的批发市场。

吴五四不知所踪，他此时可能已经回到老家，在某处经营着自己的小生意。

我在2019年夏天，花了整整十天时间，记录下37年来中国工业崛起第一阶段，下岗工人、南下农民工、民营与国企创业者的故事，当我疲惫地从电脑前抬起头来，望向窗外时，仿佛看到我们民族无数人正迎风冲雪，相互扶携，向世界的高峰艰难攀行。

这是我们前行时不屈的历史，也是我们民族奋斗的史诗。

参考资料：《简明中国工业史》、《王传福的创业人生》、《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光变》、《广东2035》、《新中国工业经济史》

特别感谢张瑶接受采访